参考来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史料选编》《张学良口述历史》《杨虎城将军传》等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10月19日下午，吴起镇外的黄土坡上，一支疲惫的队伍缓缓出现在地平线上。队伍最前方，一个身材高大的湖南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支队伍就是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万余人，如今只剩下不到8000人。
他们穿过了十一个省份，跨越了无数条河流，翻越了皑皑雪山，走过了茫茫草地，终于在这片陕北的黄土地上找到了落脚点。
此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查看着从各地传来的电报。
桌案上那份标注着"陕北苏区"的军事地图被反复展开又合上，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着各支部队的位置和移动路线。
从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以来，蒋中正动用了上百万军队进行围追堵截。
沿途的湘江之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每一次交锋都消耗着双方的实力。如今这些长途跋涉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在那片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扎下了根。
按照常理，此时正是发动最后一击的最佳时机。红军人数锐减，装备简陋，补给困难，看起来已经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军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后勤保障相对完善，应该能够轻松解决这个延续了多年的难题。
南京的军政官员们大多也是这样认为的。许多人建议趁热打铁，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苏区发动最后的总攻。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收官之战。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人意料。那些在长征路上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突然间放缓了进攻的步伐。原本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逐渐转为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大规模的围剿战略悄然停滞。
【一】初到陕北的艰难岁月
1935年10月下旬，当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陕北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业收成微薄。当地百姓世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能够提供给红军的物资支援极其有限。
红军指战员们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吃的是粗糙的小米和野菜，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破旧军装。
更严峻的是军事压力。国民党方面在西北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张学良的东北军约10万人，主要驻扎在西安、洛川一带；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约5万人，控制着关中地区；还有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部队数万人。这些部队将陕北苏区层层包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面对这种局面，红军领导人制定了"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基本方针。
他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分配田地给贫苦农民，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整训部队，恢复战斗力，准备应对可能的军事进攻。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这次会师极大地增强了红军在陕北的实力，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二】东北军的复杂心境
此时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内心正经历着复杂的煎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迫离开家乡，辗转关内各地。
这支军队的将士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白山黑水的东北故土。每当夜深人静时，军营里总能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思乡之情。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歌唱出了十几万东北军官兵的心声。他们的家园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亲人生死未卜，自己却要在这里与同胞兄弟兵戎相见。
张学良本人的心情更加复杂。作为东北的少帅，他深知自己负有收复失地的历史责任。
然而现实却是，他被要求率领部队去攻打那些同样主张抗日的红军队伍。这种角色错位让他感到深深的困扰。
1936年春天，日本关东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平津地区危机四伏，华北五省面临沦陷的危险。全国各地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背景下，东北军内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一些高级将领私下议论："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不是红军。
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却要在这里打中国人？"这种情绪在部队中逐渐蔓延，严重影响了作战意志。
【三】直罗镇的意外胜利
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红军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1935年11月发生的直罗镇战役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11月20日，红军主力在直罗镇地区设伏，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第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击毙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俘获官兵5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500余支。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战役的胜利震动了整个西北地区。国民党方面原本以为这些经历长征的红军队伍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他们还保持着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消息传到南京，蒋中正感到非常意外，不得不重新评估陕北的军事形势。
对红军而言，直罗镇战役的意义远不止军事层面。
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向陕北人民证明了这支队伍的实力。更重要的是，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有效缓解了红军的装备困难。
战役结束后，当地群众纷纷送来粮食和日用品慰劳红军。一位老农对红军指挥员说："你们真是能打仗的队伍，我们支持你们！"这种民心向背的变化，为红军在陕北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西北军的微妙态度
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这一时期的态度也颇为微妙。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对陕北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深知当地百姓生活的艰辛，也理解红军土地革命的某些主张。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他与红军不同，但在内心深处，他对那些贫苦出身的红军战士并没有太多仇恨。
更重要的是，杨虎城对蒋中正的真实意图也有所怀疑。
他担心蒋中正是想借"剿匪"的名义，消耗西北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最终实现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完全控制。这种疑虑让他在执行"剿匪"任务时显得不够积极。
1936年上半年，日军在华北地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杨虎城和他的部下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继续进行内战是否合适？
第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开始暗中与红军接触，试探停止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虽然这些接触还很初步，但已经表明西北军内部对继续"剿匪"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五】日本侵略的加剧与民族情绪的高涨
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明显加快。
这一年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军部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抬头。虽然这次兵变很快被镇压，但它向世界表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将更加激进。
在中国，日军不断制造事端，企图将华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
平津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华北五省面临着沦陷的危险。日军还在山海关、古北口等地增加兵力部署，对华北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各地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抗日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当时最响亮的政治口号。
这种全国性的抗日浪潮对国民党军队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官兵开始质疑继续进行内战的必要性，认为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抵抗外敌入侵。
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日本侵略的威胁。
【六】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
1936年的国际形势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欧洲，德国纳粹政权日益巩固，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仍在继续，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扩张之势。这种国际局势的恶化，使得各国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
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德国和日本的双重威胁。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希望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威胁。因此苏联开始暗中推动中国各政治力量的联合抗日。
即使是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英国在香港和其他远东殖民地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也面临挑战。
这些国家虽然不会直接干预中国内政，但在舆论上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抗日主张。
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客观上为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不仅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当时的国际大势。
【七】军事成本的巨大负担
持续的军事行动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从1930年开始的历次"围剿"战争，已经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红军长征期间的围追堵截行动，动用了上百万军队，耗费了数以亿计的军费开支。
到1936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紧张。一方面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日本侵略带来的国防压力，这种双重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红军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战斗力依然强悍，在陕北又找到了新的根据地。如果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成功的把握并不大。
一些国民党内部的理性派人士开始建议，应该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应对日本威胁，而不是继续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这种观点在国民党高层中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
1936年秋天，西安城内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微妙。
张学良在自己的公馆里来回踱步，桌案上摆着一封来自东北地下组织的密信。
信中详细描述了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最新暴行：无数同胞被杀害，无数财产被掠夺，整个白山黑水间已经成为人间地狱。
杨虎城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作为西北军的领袖，他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华北危急，民族存亡就在眼前，继续内战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此时的蒋中正刚刚从南京飞抵西安，准备亲自督战，发动对陕北苏区的最后攻势。他住进了西安的华清池，每天召集各部队长官商讨军事计划，似乎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信心。
然而就在此时，一份绝密情报悄然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中。当他仔细阅读完这份情报的内容时，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这份情报中记录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他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也将推动整个中国历史走向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八】东北军内部的秘密联络
1936年秋冬之际，东北军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思想转变。
张学良的副官应德田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少帅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沉思，有时会突然问身边的人："我们在这里打红军，东北的父老乡亲怎么办？"这种内心的煎熬在张学良的行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如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等人，也在暗中讨论着同样的问题。
他们大多是九一八事变后跟随张学良入关的将领，对失去家园的痛苦有着切身体会。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敌人是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不是那些同样主张抗日的红军队伍。
1936年10月，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与张学良进行秘密接触，详细阐述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这些代表向张学良指出：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个外来威胁。
这次接触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红军的抗日主张与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力量合作，包括过去的敌人。这种政治姿态让张学良看到了实现抗日救国理想的希望。
从此以后，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军事对抗逐渐转向政治对话。双方开始就停火、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后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重要伏笔。
【九】西北军的政治觉醒
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这一时期也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变化。
杨虎城本人是陕西蒲城人，对西北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着深刻了解。他清楚地知道，陕北的贫苦农民为什么会支持红军的土地革命，也理解红军为什么能够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站稳脚跟。
西北军中的进步军官如杜斌丞、宋绮云等人，更是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们认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中华民族内部的任何分歧都应该暂时搁置，团结对外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936年11月，杨虎城也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进行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他对红军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
西北军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共识：继续进行内战不仅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反而会削弱民族的整体实力，给日本侵略者可乘之机。
只有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才能有效抵抗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
这种政治觉醒在西北军中逐渐扩散，为后来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十】蒋中正的最后督战
1936年12月初，蒋中正亲自飞抵西安，准备发动对陕北苏区的最后攻势。
在蒋中正看来，经过多年的围剿战争，红军主力已经被迫退守陕北这样一个贫瘠的地区，这本身就说明围剿政策的成功。
现在只需要再加把劲，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最后一击，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多年的心腹大患。
12月7日，蒋中正在西安召集了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会议，详细部署了进攻陕北的军事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东北军和西北军将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陕北苏区发起进攻，务必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胜利。
然而，参加会议的将领们的反应却让蒋中正感到意外。张学良和杨虎城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作战任务，但神情都显得有些勉强。
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甚至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抗日而不是内战。
会议结束后，蒋中正住进了临潼的华清池，继续督促作战准备工作。他每天都要听取各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催促尽快发动进攻。在他的设想中，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却在酝酿着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
【十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内枪声四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爆发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前来督战的蒋中正。这一天，两位西北将领用自己的行动向全国宣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候到了。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召开救国会议、与苏联等国恢复邦交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为之震动。
大部分民众和社会团体都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认为这是民族大义的体现。就连一些原本支持蒋中正的政治人物，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迅速派出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事变的和平解决工作。
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内战，主张团结抗日，但不主张处死蒋中正，而是希望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
经过半个月的复杂谈判，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蒋中正承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则护送蒋中正返回南京。
【十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2月，国共两党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基本共识：停止军事对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接受国民政府的名义管辖。
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诺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围攻，允许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这个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中华民族开始团结一致，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
对于红军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从此以后，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准备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
【十三】全面抗战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国共两党的合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中正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过去的敌对双方现在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盟友。东北军、西北军等部队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全面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过去十年的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对立局面基本结束，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挑战。
【十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全面抗战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在政治方面，边区政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政权体系，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参议会，吸收各界代表参与政治管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特色。
在经济方面，边区政府大力发展生产，推进土地改革，改善民生条件。通过减租减息、发展手工业、兴办学校等措施，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军事方面，八路军以陕甘宁边区为后方基地，不断向敌后地区挺进，开辟了华北、华中等多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相互配合，形成了对日军占领区的有力威胁。
在文化教育方面，边区政府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和文艺工作者。
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陕甘宁边区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40万人口、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1935年到1937年这段历史，红军能够在陕北站稳脚跟，并最终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深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红军自身的政治军事努力，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也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创造了政治条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配资炒股平台找加杠网,股票配资实盘,浙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